商傳媒｜責任編輯／綜合外電報導美國的科技政策領域，過去曾被視為兩黨合作的最後堡壘，但在今日已演變為民主與極權主義對抗的最前線。許多科技政策專業人士仍抱持著「一切如常」的心態，未充分意識到現任美國總統川普內閣及矽谷部分企業對民主、法治的持續攻擊，以及對戰後國際秩序造成的衝擊。
部分媒體與機構正積極警示這項轉變。《Techdirt》創辦人兼編輯邁克·馬斯尼克（Mike Masnick）於 2025 年 3 月曾發表部落格文章，指出美國當前局勢是科技業權力掠奪與傳統民主制度崩解的混合體，強調美國體制受損如何威脅到各層面。非營利組織 Open Markets Institute 的新聞與自由中心主任考特尼·C·拉奇（Courtney Radsch）也撰文表示，科技政策已成為抵抗威權主義傾向不可或缺的一環。《404 Media》、《連線》雜誌及《Tech Policy Press》等科技媒體，持續審視權力與科技之間的互動。
然而，許多科技企業與政策制定者卻漠視這些警訊。例如，Meta AI Glasses 的推出，便被批評為在缺乏足夠保障措施下，公司仍一意孤行。政策制定者也傾向將專家的警告視為「勒德主義者」的偏執，反而鸚鵡學舌地推崇創新與科技樂觀主義。以年齡驗證技術為例，雖然有機會透過僅回傳「是否年滿 18 歲」的二元結果並即時刪除收集數據來保護隱私，但缺乏法律強制要求下，多數供應商會選擇最簡單、成本最低的解決方案。民主與科技中心（Center for Democracy and Technology）安全與監控計畫副主任傑克·拉佩魯克（Jake Laperruque）警告，在缺乏國家級隱私框架的情況下，任何用戶數據都可能被服務提供商利用、出售給資料經紀商，甚至被政府機構在規避法律程序下購買，用於迫害異議團體。他直言，從 2025 年 1 月 20 日（川普就任日）以來的一切跡象都表明，美國聯邦政府意圖惡化此問題。
科技巨頭對於威權主義的傾向日益顯著。諸如 OpenAI 執行長奧特曼（Sam Altman）、馬克·安德森（Marc Andreessen）、馬爾克·貝尼奧夫（Marc Benioff）、貝佐斯（Jeff Bezos）、格雷格·布羅克曼（Greg Brockman）、亞力克斯·卡普（Alex Karp）、馬斯克（Elon Musk）、彼得·蒂爾（Peter Thiel）、大衛·O·薩克斯（David Sacks）和祖克柏（Mark Zuckerberg）等業界領袖，言行都明確支持 MAGA （讓美國再次偉大）的威權主義計畫。甚至連蘋果執行長庫克（Tim Cook）這類看似較不熱衷者，也仍選擇屈從。這些科技寡頭在面對選擇時，寧願與尋求威權統治的川普結盟，也不願因捍衛民主、法治而接受利潤下降的局面。
這些行為背後，除了經濟利益外，還有根植於非自由與反民主的意識形態，如 TESCREAL（超人類主義、永生主義、奇點主義、現代宇宙主義、理性主義、有效利他主義、長遠主義）。這些由電腦科學家蒂姆尼特·格布魯（Timnit Gebru）和哲學家埃米爾·P·托里斯（Émile P. Torres）提出的思想，被視為一套相互關聯且重疊的意識形態，其根源可追溯至 20 世紀的優生學。部分富豪堅信他們即將創造出超越人類智能的人工通用智慧（AGI），並認為人類有「道德義務」實現此夢想，而將隱私、智慧財產權、民主等視為發展障礙。歐盟頒布的一般資料保護規範（GDPR）、數位服務法案（Digital Services Act）、數位市場法案（Digital Services Act）以及人工智能法案（AI Act），還有喬·拜登內閣時期美國證管會（SEC）對加密貨幣的打擊和對 AI 的監管，都曾讓這些科技巨頭感到威脅。例如，祖克柏顯然期望川普內閣能保護 Meta 免受歐盟法律的制裁。
有鑑於此，美國需要正視國家權力、私人財富、不對等數據存取，以及關於人工智慧角色的錯誤敘事，才能重建美國民主。科技政策領域的專業人士，無論身處公民社會、行業協會或業界，都必須深入思考這些動態，並為捍衛民主、人權和法治做出明確選擇。
